一、故意杀人罪情节轻重的认定：1、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包括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是否有重大过错、被告人犯罪动机是否卑劣等。2、杀人手段如以特别残忍手段杀人，则通常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3、犯罪后果如导致二人以上死亡的严重后果，通常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4、社会评价被害方及社会公众特别是当地群众对被告人行为作出的社会评价。二、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及情节严重的认定：根据《刑法》第238、247、248、289、292条的规定，对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致人死亡的，虐待被监管人致人死亡的，聚众“打砸抢”致人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司法实践，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主要包括：1、防卫过当的故意杀人;2、义愤杀人，即被害人恶贯满盈，其行为已达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而其私自处死，一般是父母对于不义的儿子实施这种行为;3、激情杀人，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4、受嘱托杀人，即基于被害人的请求、自愿而帮助其自杀;5、帮助他人自杀的杀人;6、生母溺婴，即出于无力抚养、顾及脸面等不太恶劣的主观动机而将亲生婴儿杀死。如果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作怪，发现所生的是女儿而加以溺杀的，其主观动机极为卑劣，则不能以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情况论处。属于情节严重的，应当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如出于图财、奸淫、对正义行为进行报复、毁灭罪证、嫁祸他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卑劣动机而杀人;利用烈火焚烧、长期冻饿、逐渐肢解等极端残酷的手段杀人;杀害特定对象如与之朝夕相处的亲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知名人士等，造成社会强烈震动、影响恶劣的杀人;产生诸如多人死亡，导致被害人亲人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杀人;民愤极大如犯罪人恶贯满盈，群众强烈要求处死的故意杀人;等等。三、自杀案件中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认定：1、相约自杀。指相互约定自愿共同自杀的行为。因行为人均不具有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所以对其中自杀未逞的，一般不能认为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受托而将对方杀死，继而自杀未逞的，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量刑时可考虑从轻处罚;以相约自杀为名，诱骗他人自杀的，则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2、致人自杀。既由于行为人先前所实施的行为，而引起他人自杀结果的发生。对此，应区别三种情况分别处理：(1)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是正当的或只是一般错误、一般违法行为，他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杀者本人的心胸过于狭窄，这时不存在犯罪问题;(2)行为人先前实施了严重违法行为，结果致被害人自杀身亡的，可把致人自杀的结果作为一个严重情节考虑，将先前严重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处理。如当众辱骂他人，致其当即自杀的，可对辱骂者以侮辱罪论处;(3)行为人先前实施某种犯罪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的，只要行为人对这种自杀结果没有故意，应按其先前的犯罪行为定罪，而将自杀结果作为量刑时考虑的一个从重或选择较重法定刑处罚的情节。3、逼迫或诱骗他人自杀，即行为人希望自杀人死亡，但为了掩人耳目，逃避罪责，自己不直接动手，而是通过自己的逼迫、诱骗行为促使自杀者自己动手杀死自己，即借助自杀者自己之手达到行为人欲杀死自杀者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关键应查明行为人是否确实有刻意追求自杀者死亡的故意，并且其行为在特定环境下是否足以导致他人实施自杀的行为，两者缺一，则就不宜认定为构成本罪。4、教唆、帮助他人自杀。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考虑到在教唆、帮助自杀中，自杀者的行为往往起决定作用，因此，应根据案情从宽处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很积极，作用不大，主观愿望出于善意，这时可不以犯罪论处。但是，教唆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自杀，由于自杀者限于精神状态或年龄因素对于自杀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意志控制能力，对此，不仅要以本罪论处，而且还不能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故意杀人罪情节轻重的认定：1、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包括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是否有重大过错、被告人犯罪动机是否卑劣等。2、杀人手段如以特别残忍手段杀人，则通常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3、犯罪后果如导致二人以上死亡的严重后果，通常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4、社会评价被害方及社会公众特别是当地群众对被告人行为作出的社会评价。二、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及情节严重的认定：根据《刑法》第238、247、248、289、292条的规定，对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致人死亡的，虐待被监管人致人死亡的，聚众“打砸抢”致人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司法实践，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主要包括：1、防卫过当的故意杀人;2、义愤杀人，即被害人恶贯满盈，其行为已达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而其私自处死，一般是父母对于不义的儿子实施这种行为;3、激情杀人，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4、受嘱托杀人，即基于被害人的请求、自愿而帮助其自杀;5、帮助他人自杀的杀人;6、生母溺婴，即出于无力抚养、顾及脸面等不太恶劣的主观动机而将亲生婴儿杀死。如果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作怪，发现所生的是女儿而加以溺杀的，其主观动机极为卑劣，则不能以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情况论处。属于情节严重的，应当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如出于图财、奸淫、对正义行为进行报复、毁灭罪证、嫁祸他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卑劣动机而杀人;利用烈火焚烧、长期冻饿、逐渐肢解等极端残酷的手段杀人;杀害特定对象如与之朝夕相处的亲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知名人士等，造成社会强烈震动、影响恶劣的杀人;产生诸如多人死亡，导致被害人亲人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杀人;民愤极大如犯罪人恶贯满盈，群众强烈要求处死的故意杀人;等等。三、自杀案件中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认定：1、相约自杀。指相互约定自愿共同自杀的行为。因行为人均不具有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所以对其中自杀未逞的，一般不能认为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受托而将对方杀死，继而自杀未逞的，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量刑时可考虑从轻处罚;以相约自杀为名，诱骗他人自杀的，则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2、致人自杀。既由于行为人先前所实施的行为，而引起他人自杀结果的发生。对此，应区别三种情况分别处理：(1)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是正当的或只是一般错误、一般违法行为，他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杀者本人的心胸过于狭窄，这时不存在犯罪问题;(2)行为人先前实施了严重违法行为，结果致被害人自杀身亡的，可把致人自杀的结果作为一个严重情节考虑，将先前严重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处理。如当众辱骂他人，致其当即自杀的，可对辱骂者以侮辱罪论处;(3)行为人先前实施某种犯罪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的，只要行为人对这种自杀结果没有故意，应按其先前的犯罪行为定罪，而将自杀结果作为量刑时考虑的一个从重或选择较重法定刑处罚的情节。3、逼迫或诱骗他人自杀，即行为人希望自杀人死亡，但为了掩人耳目，逃避罪责，自己不直接动手，而是通过自己的逼迫、诱骗行为促使自杀者自己动手杀死自己，即借助自杀者自己之手达到行为人欲杀死自杀者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关键应查明行为人是否确实有刻意追求自杀者死亡的故意，并且其行为在特定环境下是否足以导致他人实施自杀的行为，两者缺一，则就不宜认定为构成本罪。4、教唆、帮助他人自杀。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考虑到在教唆、帮助自杀中，自杀者的行为往往起决定作用，因此，应根据案情从宽处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很积极，作用不大，主观愿望出于善意，这时可不以犯罪论处。但是，教唆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自杀，由于自杀者限于精神状态或年龄因素对于自杀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意志控制能力，对此，不仅要以本罪论处，而且还不能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件的界限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 1、客观上行为人的行为都引起了他人死亡的结果： 2、主观上行为人都没有预见这种结果的发生。 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要查明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应当预见，如果应当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如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而引起死亡的，就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行为人对此不应负刑事责任。 (二)本罪与本法所规定的涉及过失致人死亡的其他过失犯罪的界限 《刑法》（以下简称本法）所规定的其他犯罪中也有包含致人死亡的情况，仅就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行为结果来说，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条件。但是，由于主体要件的特定性、犯罪环境的特定性或者犯罪手段的特殊性，尤其是犯罪所侵犯的其他客体更为突出，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本法上就分别规定了其他罪名，而把该罪同时也侵犯的他人的生命权规定为一个情节一并予以惩治。所以本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表明本法对包含致人死亡结果的某些过失犯罪，采取了特别规定优于普通规定的一般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从特别规定治罪。本法另有规定的，如：本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失火、过失决水、过失爆炸、过失投毒罪中致人死亡的;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致人死亡的;第119条规定的过失破坏交通工具等致人死亡的;第136条规矩的危险物品肇事罪中致人死亡的;以及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涉及致人死亡的犯罪等。一般言之，本法特别规定的包含致人死亡结果的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均较普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同或为大，因此，不论从法理上还是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上说，都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体现出对特殊犯罪的相同的或为重处罚。体现了我国刑法一贯坚持并于本法第5条所明定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并且有利于预防犯罪，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三)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区别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应注重： 1、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 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凭借一定的自认为能够避免他人死亡的结果发生的因素，如行为人自身能力方面的技术、经验、知识、体力等因素，或他人的行为预防措施，以及客观条件或自然力方面的有利因素等，轻信他人死亡的结果不会发生，以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最终发生了。间接故意杀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对这种结果的发生采取听之任之、有意放任的态度，从而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行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且都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第一，在认识因素上，对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观估计不同。二者虽然都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使他人死亡，但间接故意杀人中行为人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并未发生错误的认识和估计，因而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即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结果之间并未发生错误，主观与客观是一致的;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中，行为人和主观上认为，由于他的出身能力、技术、经验利及些外部条件，实施行为时，他人死亡的结果可以避免，即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事实发生了错误认识，在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其主观与客观是不一致的。第二，在意志因素上有重要区别。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中的行为人虽然都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深入考察，二者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虽然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对于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持有反对态度，而是听之任之。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中，行为人不仅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同时也不放任这结果发生，而是希望这种结果不要发生，希望避免这种结果发生，即排斥、反对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在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结果情况下、行为人仍然相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因而实施了该种行为， 2、过失致人死亡罪同“误杀”的故意杀人行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求的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存有过失心理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将行为人在故意杀人中因打击错误误杀其“针对对象”(即行为人追求的杀害对象)以外之人的行为认定为过失的致人死亡罪。 3、不作为致人死亡行为的定性 不作为致人死亡不仅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而且也可以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其不作为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是否具有故意心态，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尤其要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行为人先前意外地或过失地导致了他人死亡的危险，行为人能抢救而不抢救，放任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对行为人不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更不能认为是意外事件而认定行为人无罪，而应对其以间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再从犯罪客观方面来看，出于被告人的伤害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可能死亡的危险状态时，被告人就负有防止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但他基于上述心理因素，不仅不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反而一声不吭甚至一走了之，从而导致了被害人因贻误抢救时间而死亡。 4、过失致人死亡后，行为人为逃避罪责又将尸体误为活人加以“杀害”以灭口的行为，不应只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杀人罪一罪，而应对行为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对象不能犯未遂)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四)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结果时的刑事责任的确定 本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应把握以下几点： 分清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大小。由于不存在共同过失犯罪，因此，也就无所谓主犯、从犯，对于几个过失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他人死亡结果的，应查明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据此确定确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各自的责任。确定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必须遵循两条原则：其一，部分责任则。因为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相互作用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因此，不能要求某个过失行为人承担全部责任。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每个过失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和，必须同所造成的他人死亡结果的刑事责任相对应，因此每个过失行为人只能承担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部分责任。其二，作用分担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各过失行为人在对他人死亡结果所起的作用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必然存在对危害结果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由于过失犯罪中不存在主犯、从犯问题，所以，认定各过失行为人作用谁大谁小就成了正确确定其刑事责任的关键。司法人员必须根拥有关案件事实，客观地加以认定，才能做到罪责自负，罚当其罪。 (五)过失致人死亡行为向故意杀人行为转化的问题 1、行为人过失致人重伤，客观上被害人已经达到无法救治、必然死亡的程度，由于行为人误认为只造成了重伤，为逃避罪责而逃之夭夭，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过失行为而负有紧急抢救的义务，如果及时进行抢救，虽然被害人仍然死亡，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行为人故意逃避抢救义务，主观上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行为人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发生了由过失致人死亡罪向间接故意杀人罪的转化，应以间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已经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其自己只认为被害人受了重伤并因怕被害人事后揭露其罪行，而故意实施杀害已经死亡的被害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对象认识错误，不影响其后面实施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应对其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一)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件的界限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 1、客观上行为人的行为都引起了他人死亡的结果： 2、主观上行为人都没有预见这种结果的发生。 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要查明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应当预见，如果应当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如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而引起死亡的，就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行为人对此不应负刑事责任。 (二)本罪与本法所规定的涉及过失致人死亡的其他过失犯罪的界限 《刑法》（以下简称本法）所规定的其他犯罪中也有包含致人死亡的情况，仅就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行为结果来说，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条件。但是，由于主体要件的特定性、犯罪环境的特定性或者犯罪手段的特殊性，尤其是犯罪所侵犯的其他客体更为突出，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本法上就分别规定了其他罪名，而把该罪同时也侵犯的他人的生命权规定为一个情节一并予以惩治。所以本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表明本法对包含致人死亡结果的某些过失犯罪，采取了特别规定优于普通规定的一般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从特别规定治罪。本法另有规定的，如：本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失火、过失决水、过失爆炸、过失投毒罪中致人死亡的;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致人死亡的;第119条规定的过失破坏交通工具等致人死亡的;第136条规矩的危险物品肇事罪中致人死亡的;以及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涉及致人死亡的犯罪等。一般言之，本法特别规定的包含致人死亡结果的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均较普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同或为大，因此，不论从法理上还是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上说，都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体现出对特殊犯罪的相同的或为重处罚。体现了我国刑法一贯坚持并于本法第5条所明定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并且有利于预防犯罪，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三)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区别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应注重： 1、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 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凭借一定的自认为能够避免他人死亡的结果发生的因素，如行为人自身能力方面的技术、经验、知识、体力等因素，或他人的行为预防措施，以及客观条件或自然力方面的有利因素等，轻信他人死亡的结果不会发生，以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最终发生了。间接故意杀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对这种结果的发生采取听之任之、有意放任的态度，从而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行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且都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第一，在认识因素上，对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观估计不同。二者虽然都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使他人死亡，但间接故意杀人中行为人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并未发生错误的认识和估计，因而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即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结果之间并未发生错误，主观与客观是一致的;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中，行为人和主观上认为，由于他的出身能力、技术、经验利及些外部条件，实施行为时，他人死亡的结果可以避免，即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事实发生了错误认识，在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其主观与客观是不一致的。第二，在意志因素上有重要区别。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中的行为人虽然都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深入考察，二者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虽然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对于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持有反对态度，而是听之任之。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中，行为人不仅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同时也不放任这结果发生，而是希望这种结果不要发生，希望避免这种结果发生，即排斥、反对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在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结果情况下、行为人仍然相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因而实施了该种行为， 2、过失致人死亡罪同“误杀”的故意杀人行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求的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存有过失心理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将行为人在故意杀人中因打击错误误杀其“针对对象”(即行为人追求的杀害对象)以外之人的行为认定为过失的致人死亡罪。 3、不作为致人死亡行为的定性 不作为致人死亡不仅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而且也可以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其不作为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是否具有故意心态，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尤其要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行为人先前意外地或过失地导致了他人死亡的危险，行为人能抢救而不抢救，放任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对行为人不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更不能认为是意外事件而认定行为人无罪，而应对其以间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再从犯罪客观方面来看，出于被告人的伤害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可能死亡的危险状态时，被告人就负有防止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但他基于上述心理因素，不仅不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反而一声不吭甚至一走了之，从而导致了被害人因贻误抢救时间而死亡。 4、过失致人死亡后，行为人为逃避罪责又将尸体误为活人加以“杀害”以灭口的行为，不应只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杀人罪一罪，而应对行为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对象不能犯未遂)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四)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结果时的刑事责任的确定 本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应把握以下几点： 分清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大小。由于不存在共同过失犯罪，因此，也就无所谓主犯、从犯，对于几个过失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他人死亡结果的，应查明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据此确定确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各自的责任。确定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必须遵循两条原则：其一，部分责任则。因为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相互作用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因此，不能要求某个过失行为人承担全部责任。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每个过失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和，必须同所造成的他人死亡结果的刑事责任相对应，因此每个过失行为人只能承担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部分责任。其二，作用分担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各过失行为人在对他人死亡结果所起的作用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必然存在对危害结果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由于过失犯罪中不存在主犯、从犯问题，所以，认定各过失行为人作用谁大谁小就成了正确确定其刑事责任的关键。司法人员必须根拥有关案件事实，客观地加以认定，才能做到罪责自负，罚当其罪。 (五)过失致人死亡行为向故意杀人行为转化的问题 1、行为人过失致人重伤，客观上被害人已经达到无法救治、必然死亡的程度，由于行为人误认为只造成了重伤，为逃避罪责而逃之夭夭，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过失行为而负有紧急抢救的义务，如果及时进行抢救，虽然被害人仍然死亡，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行为人故意逃避抢救义务，主观上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行为人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发生了由过失致人死亡罪向间接故意杀人罪的转化，应以间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已经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其自己只认为被害人受了重伤并因怕被害人事后揭露其罪行，而故意实施杀害已经死亡的被害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对象认识错误，不影响其后面实施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应对其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 故意伤害罪与非罪的界限，重点应把握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故意伤害，是指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一种是对人体器官机能的损害。而一般的殴打行为，通常只造成人体暂时性的疼痛或神经轻微刺激，并不伤及人体的健康。当然，殴打行为不伤及人体的健康并非绝对，而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朝人鼻子打一拳，有可能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用手撕一下，也可能造成表皮损伤。但这种行为都不属于犯罪，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而只能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 需要指出，有时殴打行为与伤害行为在外表形式及后果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例如拳打脚踢，有时只造成轻微疼痛或一点表皮损伤、皮下出血，有时则可能造成伤害甚至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甄别行为人的行为的性质呢?不能仅以后果为标准，则不能简单地认为，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甚至死亡结果的就是故意伤害罪，而没有造成伤害的就是一般殴打行为。而应符合全案情况，考察主观客观各方面的因素，看行为人是否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是有意伤害他人，还是只出于一般殴打的意图而意外致人伤害或死亡。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不能把凡是打一拳、踢一脚造成后果的行为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2、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区分标准 区分故意伤害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还应注意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界限。故意伤害罪的构成，除未遂形态外，都必须以造成被害人伤害为前提。《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只在第2款明确规定了“重伤”的一种情形，第1款实际上指的是故意伤害造成轻伤的情形，有些人认为，损伤程度凡是未达到本法第95条规定的重伤标准的就是轻伤;有伤害没有造成重伤的，就是造成轻伤的故意伤害罪，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对人体的损伤除了重伤害外，还包括轻伤和轻微伤害两种情况。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并不包括轻微伤害在内，在一般情说下，对被害人造成的损伤是轻伤还是轻微伤，决定了对人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应否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因此，区分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界限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区分轻伤害和轻微伤害主要应根据以下原则来进行：凡是损伤伴有轻度器官功能障碍，受伤当时或治疗过程中对生命均无危险，或治疗后只使劳动能力有轻度下降的，都属于轻伤;凡是损伤仅仅引起机体暂时和轻微的反应，基本不影响器官功能，一般均能自行修复的，就属于轻微伤害(表皮擦伤、剥脱、小范围的皮下血肿以及一些极轻微的骨折等)，轻伤害与轻微伤害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能否由行修复。一般说来，轻微伤害不需要专门的手术治疗，人体通过自身的代偿功能便能使其复原，或者仅采取简单的医疗手段和护理就能使伤势很快痊愈。而轻伤害在通常情况下都必须进行专门的治疗，有时还需要特殊护理。否则伤势就有可能恶化、感染或引起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二)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故意伤害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故意杀人罪一般较易区分，侵害的是他人生命权。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区别就比较困难：一是故意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既遂。二者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且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二是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二者在主观上也同属故意犯罪，但客观上都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区别故意杀人罪同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就在于两罪犯罪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内容只是要损害他人身体，并不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即使伤害行为客观上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也往往是由于行为时出现未曾料到的原因而致打击方向出现偏差，或因伤势过重等情况而引起。行为人对这种死亡后果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完全是出于过失。因此，不能将故意伤害致死同故意杀人等同。同样，也不能将杀人未遂同故意伤害混为一谈。对于故意杀人未遂来说，没有将人杀死，并非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愿作为，而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能作为。被害人没有死亡是出于意料之外，完全违背其主观意愿的。而在故意伤害情况下，被害人没有死亡，完全是在行为人的意料之中。 判断犯罪人主观故意内容、不能单凭口供，或仅根据某事实就下结论，而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全面分析案情。根据发案原因、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行凶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强度、行凶情节、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犯罪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致人死亡或未死亡的原因、犯罪分子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那些目无法纪、逞胜好强、动辄行凶、不计后果一类的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尽管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往往没有利害关系，犯罪人主观上也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和日的，但行为人在行凶时，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应按行为客观造成的实际损害的性质来确定危害行为的性质。致人死亡的，就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损害他人身体的，就构成故意伤害罪。 区分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既遂、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未遂的界限，关键是要查明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如果行为人明知是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死亡结果，应定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即使由于伤势过重，出乎其意外地导致死亡的应定故意伤害罪。故意内容问题属于主观思维意识范畴。主观意识支配、制约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意识、检验主观意识。因此，要正确判定故意的具体内容，必须全面综合、分析案件的各种事实情况。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一事实做结论。 (三)故意伤害致死与过失致死罪的界限 二者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均出于过失，区分关键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无伤害的故意。过失致死时，行为人主观上既无杀人故意，也无伤害故意。故意伤害致死显然以具有伤害的故意为前提。过失造成的死亡结果，则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故意”殴打致人死亡的案件，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殴打不等于伤害，一般生活上的“故意”不等于刑法上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只具有一般殴打的意图，并无伤害的故意，出于某种原因或条件引起死亡结果，就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具有过失，就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要区分故意伤害致死与过失致人死亡，就必须弄清“伤害”与“故意”在刑法上的意义。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 故意伤害罪与非罪的界限，重点应把握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故意伤害，是指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一种是对人体器官机能的损害。而一般的殴打行为，通常只造成人体暂时性的疼痛或神经轻微刺激，并不伤及人体的健康。当然，殴打行为不伤及人体的健康并非绝对，而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朝人鼻子打一拳，有可能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用手撕一下，也可能造成表皮损伤。但这种行为都不属于犯罪，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而只能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 需要指出，有时殴打行为与伤害行为在外表形式及后果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例如拳打脚踢，有时只造成轻微疼痛或一点表皮损伤、皮下出血，有时则可能造成伤害甚至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甄别行为人的行为的性质呢?不能仅以后果为标准，则不能简单地认为，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甚至死亡结果的就是故意伤害罪，而没有造成伤害的就是一般殴打行为。而应符合全案情况，考察主观客观各方面的因素，看行为人是否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是有意伤害他人，还是只出于一般殴打的意图而意外致人伤害或死亡。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不能把凡是打一拳、踢一脚造成后果的行为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2、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区分标准 区分故意伤害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还应注意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界限。故意伤害罪的构成，除未遂形态外，都必须以造成被害人伤害为前提。《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只在第2款明确规定了“重伤”的一种情形，第1款实际上指的是故意伤害造成轻伤的情形，有些人认为，损伤程度凡是未达到本法第95条规定的重伤标准的就是轻伤;有伤害没有造成重伤的，就是造成轻伤的故意伤害罪，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对人体的损伤除了重伤害外，还包括轻伤和轻微伤害两种情况。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并不包括轻微伤害在内，在一般情说下，对被害人造成的损伤是轻伤还是轻微伤，决定了对人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应否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因此，区分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界限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区分轻伤害和轻微伤害主要应根据以下原则来进行：凡是损伤伴有轻度器官功能障碍，受伤当时或治疗过程中对生命均无危险，或治疗后只使劳动能力有轻度下降的，都属于轻伤;凡是损伤仅仅引起机体暂时和轻微的反应，基本不影响器官功能，一般均能自行修复的，就属于轻微伤害(表皮擦伤、剥脱、小范围的皮下血肿以及一些极轻微的骨折等)，轻伤害与轻微伤害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能否由行修复。一般说来，轻微伤害不需要专门的手术治疗，人体通过自身的代偿功能便能使其复原，或者仅采取简单的医疗手段和护理就能使伤势很快痊愈。而轻伤害在通常情况下都必须进行专门的治疗，有时还需要特殊护理。否则伤势就有可能恶化、感染或引起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二)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故意伤害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故意杀人罪一般较易区分，侵害的是他人生命权。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区别就比较困难：一是故意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既遂。二者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且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二是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二者在主观上也同属故意犯罪，但客观上都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区别故意杀人罪同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就在于两罪犯罪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内容只是要损害他人身体，并不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即使伤害行为客观上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也往往是由于行为时出现未曾料到的原因而致打击方向出现偏差，或因伤势过重等情况而引起。行为人对这种死亡后果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完全是出于过失。因此，不能将故意伤害致死同故意杀人等同。同样，也不能将杀人未遂同故意伤害混为一谈。对于故意杀人未遂来说，没有将人杀死，并非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愿作为，而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能作为。被害人没有死亡是出于意料之外，完全违背其主观意愿的。而在故意伤害情况下，被害人没有死亡，完全是在行为人的意料之中。 判断犯罪人主观故意内容、不能单凭口供，或仅根据某事实就下结论，而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全面分析案情。根据发案原因、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行凶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强度、行凶情节、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犯罪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致人死亡或未死亡的原因、犯罪分子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那些目无法纪、逞胜好强、动辄行凶、不计后果一类的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尽管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往往没有利害关系，犯罪人主观上也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和日的，但行为人在行凶时，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应按行为客观造成的实际损害的性质来确定危害行为的性质。致人死亡的，就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损害他人身体的，就构成故意伤害罪。 区分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既遂、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未遂的界限，关键是要查明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如果行为人明知是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死亡结果，应定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即使由于伤势过重，出乎其意外地导致死亡的应定故意伤害罪。故意内容问题属于主观思维意识范畴。主观意识支配、制约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意识、检验主观意识。因此，要正确判定故意的具体内容，必须全面综合、分析案件的各种事实情况。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一事实做结论。 (三)故意伤害致死与过失致死罪的界限 二者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均出于过失，区分关键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无伤害的故意。过失致死时，行为人主观上既无杀人故意，也无伤害故意。故意伤害致死显然以具有伤害的故意为前提。过失造成的死亡结果，则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故意”殴打致人死亡的案件，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殴打不等于伤害，一般生活上的“故意”不等于刑法上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只具有一般殴打的意图，并无伤害的故意，出于某种原因或条件引起死亡结果，就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具有过失，就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要区分故意伤害致死与过失致人死亡，就必须弄清“伤害”与“故意”在刑法上的意义。
1、“组织”、“出卖”的内涵及范畴 所谓“组织”是指行为人实施领导、策划、控制他人进行其所指定的行为活动。因此对“组织”做广义理解的同时需要把握此罪与故意伤害罪的转化问题。这里的“组织”不同于非法组织卖血罪等组织犯中的“组织”。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客体是人身权利，组织一个人或者一个特定的人都可成立本罪，而组织犯往往要求组织不特定的多数人才能构成犯罪。 组织者往往以给器官捐献者支付报酬为诱饵,拉拢他人进行器官的出卖。这种出卖行为应当是基于受害人本人的同意,即受害人能够意识到其行为是出卖器官,并且能够认识到出卖器官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倘若受害人没有上述意识,则组织者侵犯了受害人的意思自由,违背了受害人捐献器官的自主选择意识,此种情况下组织者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组织”的范畴,已经对受害人的身体健康权造成威胁,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 第二款的规定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理。 2、“人体器官”的理解 从医学角度来讲,器官是指动物或植物机体上由多种生物学组织共同构成的有机结构,用来完成特定生理功能。人体器官十分复杂,种类繁多,因此脱离医学考察法律意义上的器官是没有意义的。
1、“组织”、“出卖”的内涵及范畴 所谓“组织”是指行为人实施领导、策划、控制他人进行其所指定的行为活动。因此对“组织”做广义理解的同时需要把握此罪与故意伤害罪的转化问题。这里的“组织”不同于非法组织卖血罪等组织犯中的“组织”。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客体是人身权利，组织一个人或者一个特定的人都可成立本罪，而组织犯往往要求组织不特定的多数人才能构成犯罪。 组织者往往以给器官捐献者支付报酬为诱饵,拉拢他人进行器官的出卖。这种出卖行为应当是基于受害人本人的同意,即受害人能够意识到其行为是出卖器官,并且能够认识到出卖器官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倘若受害人没有上述意识,则组织者侵犯了受害人的意思自由,违背了受害人捐献器官的自主选择意识,此种情况下组织者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组织”的范畴,已经对受害人的身体健康权造成威胁,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 第二款的规定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理。 2、“人体器官”的理解 从医学角度来讲,器官是指动物或植物机体上由多种生物学组织共同构成的有机结构,用来完成特定生理功能。人体器官十分复杂,种类繁多,因此脱离医学考察法律意义上的器官是没有意义的。
1、过失致人重伤与意外事件致人重伤的区别 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他人重伤的结果是否能够预见、应否预见。这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实际认识能力和行为当时的情况来考察。 2、本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有人往往将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定为过失伤害致死，尤其是对于因过失当场致人重伤，但由于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的案件，更容易被认定为“过失重伤(致死)罪”。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也不符合犯罪构成原理。“过失伤害致人死亡”，实质上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无非是在这种案件中，行为人对他人重伤、死亡的结果都是存在过失。过失致人重伤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在于过失行为最终引起的结果是重伤还是死亡。是重伤的定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死亡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 3、本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如果行为人以轻伤为故意，而过失地导致了他人重伤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而不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对行为人定性。
1、过失致人重伤与意外事件致人重伤的区别 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他人重伤的结果是否能够预见、应否预见。这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实际认识能力和行为当时的情况来考察。 2、本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有人往往将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定为过失伤害致死，尤其是对于因过失当场致人重伤，但由于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的案件，更容易被认定为“过失重伤(致死)罪”。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也不符合犯罪构成原理。“过失伤害致人死亡”，实质上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无非是在这种案件中，行为人对他人重伤、死亡的结果都是存在过失。过失致人重伤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在于过失行为最终引起的结果是重伤还是死亡。是重伤的定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死亡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 3、本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如果行为人以轻伤为故意，而过失地导致了他人重伤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而不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对行为人定性。
1、罪与非罪的界限（1）强奸罪与通奸行为在男女发生性行为前，既不违背妇女意志，又无勉强女方变范的行为，双方从内心到外部表现形式完全自愿，属典型的通奸行为。即使事后，因被揭穿，女方为保住自己的脸面而告男方强奸，或因女方事后反悔而告男方强奸，均不能定强奸罪。 （2）对“半推半就”的奸淫行为的认定所谓半推半就，是指行为人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时，该妇女既有“就”的一面即同意的表现，又有“推”的一面即不同意的表现。应当全面审查男女双方的关系怎样，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如何，行奸后妇女的态度如何，该妇女的道德品行、生活作风情况等等。如果查明“就”是主要的，则属假推真就，不能视为违背妇女意志而以该罪治罪科刑。反之“推”是主要的，应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应当以强奸罪论处。2、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中国司法实践中是以“插入”为认定标准的，即男子的生殖器插入女子的体内为犯罪既遂。至于是否射精与既遂未遂无关。但有一个特例，如果强奸的是幼女，则以“接触”为认定标准，即男子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接触就算犯罪既遂。3、丈夫强奸妻子的司法认定所谓婚内强奸，是指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婚内强奸这一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陌生，法理上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中国刑法原则上将在法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排除在强奸之外，造成伤害后果或者有虐待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以其他罪如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论处。中国婚姻法只有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其中并没有涉及婚内强奸的条文。通说观点认为，由于有合法的夫妻关系的存在，一方有权利要求另一方履行性行为的义务（同居义务），即使丈夫的行为对妻子的性自由权利有侵害也不构成犯罪。在中国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一般都不把丈夫强迫妻子性交视为强奸犯罪。 4、“强奸”男性的司法认定刑法对于强奸罪的对象仅仅限定在女性，并未将强行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进行法律规范。根据法无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强奸”男性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构成强奸罪。假如行为人把男的误认为妇女而着手实行强奸，并且完成“强奸行为”，并不构成强奸罪。调查大多案例，法院判决大多是“故意伤害罪”。如果由于对象是男性而强奸不能的情况下，以强奸未遂定罪。视当时情况如果是故意轻伤，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重伤意图非常明显，且已经着手实行重伤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应按故意重伤（未遂）论处。5、认定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暴力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直接对被害妇女采用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危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使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胁迫手段”，是指犯罪分子对被害妇女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的强制的手段。如：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加害亲属等相威胁，利用迷信进行恐吓、欺骗，利用教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以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害等，迫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与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不能都视为强奸。行为人利用其与被害妇女之间特定的关系，迫使就范，如养（生）父以虐待、克扣生活费迫使养（生）女容忍其奸淫的；或者行为人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奸淫妇女的，都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定为强奸罪。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例如：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进行奸淫；以醉酒、药物麻醉，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等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6、强奸与通奸的区别把强奸同通奸加以区别。要注意的是：（1）有的妇女与人通奸，一旦翻脸，关系恶化，或者事情暴露后，怕丢面子，或者为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等情况，把通奸说成强奸的，不能定为强奸罪。在办案中，对于所谓半推半就的问题，要对双方平时的关系如何，性行为是在什么环境和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发生后女方的态度怎样，又在什么情况下告发等等事实和情节，认真审查清楚，作全面的分析，不是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一般不宜按强奸罪论处。如果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以强奸罪惩处。（2）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事后并未告发，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3）犯罪分子强奸妇女后，对被害妇女实施精神上的威胁，迫使其继续忍辱屈从的，应以强奸罪论处。（4）男女双方先是通奸，后来女方不愿继续通奸，而男方纠缠不休，并以暴力或以败坏名誉等进行胁迫，强行与女方发生性行为的，以强奸罪论处。办理强奸案件要严格分清哪些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把强奸同未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自愿发生的不正当性行为加以区别。
1、罪与非罪的界限（1）强奸罪与通奸行为在男女发生性行为前，既不违背妇女意志，又无勉强女方变范的行为，双方从内心到外部表现形式完全自愿，属典型的通奸行为。即使事后，因被揭穿，女方为保住自己的脸面而告男方强奸，或因女方事后反悔而告男方强奸，均不能定强奸罪。 （2）对“半推半就”的奸淫行为的认定所谓半推半就，是指行为人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时，该妇女既有“就”的一面即同意的表现，又有“推”的一面即不同意的表现。应当全面审查男女双方的关系怎样，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如何，行奸后妇女的态度如何，该妇女的道德品行、生活作风情况等等。如果查明“就”是主要的，则属假推真就，不能视为违背妇女意志而以该罪治罪科刑。反之“推”是主要的，应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应当以强奸罪论处。2、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中国司法实践中是以“插入”为认定标准的，即男子的生殖器插入女子的体内为犯罪既遂。至于是否射精与既遂未遂无关。但有一个特例，如果强奸的是幼女，则以“接触”为认定标准，即男子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接触就算犯罪既遂。3、丈夫强奸妻子的司法认定所谓婚内强奸，是指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婚内强奸这一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陌生，法理上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中国刑法原则上将在法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排除在强奸之外，造成伤害后果或者有虐待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以其他罪如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论处。中国婚姻法只有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其中并没有涉及婚内强奸的条文。通说观点认为，由于有合法的夫妻关系的存在，一方有权利要求另一方履行性行为的义务（同居义务），即使丈夫的行为对妻子的性自由权利有侵害也不构成犯罪。在中国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一般都不把丈夫强迫妻子性交视为强奸犯罪。 4、“强奸”男性的司法认定刑法对于强奸罪的对象仅仅限定在女性，并未将强行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进行法律规范。根据法无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强奸”男性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构成强奸罪。假如行为人把男的误认为妇女而着手实行强奸，并且完成“强奸行为”，并不构成强奸罪。调查大多案例，法院判决大多是“故意伤害罪”。如果由于对象是男性而强奸不能的情况下，以强奸未遂定罪。视当时情况如果是故意轻伤，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重伤意图非常明显，且已经着手实行重伤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应按故意重伤（未遂）论处。5、认定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暴力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直接对被害妇女采用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危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使妇女不能抗拒的手段。“胁迫手段”，是指犯罪分子对被害妇女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的强制的手段。如：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加害亲属等相威胁，利用迷信进行恐吓、欺骗，利用教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以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害等，迫使妇女忍辱屈从，不敢抗拒。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与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不能都视为强奸。行为人利用其与被害妇女之间特定的关系，迫使就范，如养（生）父以虐待、克扣生活费迫使养（生）女容忍其奸淫的；或者行为人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奸淫妇女的，都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定为强奸罪。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例如：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进行奸淫；以醉酒、药物麻醉，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等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6、强奸与通奸的区别把强奸同通奸加以区别。要注意的是：（1）有的妇女与人通奸，一旦翻脸，关系恶化，或者事情暴露后，怕丢面子，或者为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等情况，把通奸说成强奸的，不能定为强奸罪。在办案中，对于所谓半推半就的问题，要对双方平时的关系如何，性行为是在什么环境和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发生后女方的态度怎样，又在什么情况下告发等等事实和情节，认真审查清楚，作全面的分析，不是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一般不宜按强奸罪论处。如果确系违背妇女意志的，以强奸罪惩处。（2）第一次性行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但事后并未告发，后来女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3）犯罪分子强奸妇女后，对被害妇女实施精神上的威胁，迫使其继续忍辱屈从的，应以强奸罪论处。（4）男女双方先是通奸，后来女方不愿继续通奸，而男方纠缠不休，并以暴力或以败坏名誉等进行胁迫，强行与女方发生性行为的，以强奸罪论处。办理强奸案件要严格分清哪些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把强奸同未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自愿发生的不正当性行为加以区别。
1、本罪与一般猥亵、侮辱妇女行为的界限首先，要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与非强制性猥亵、侮辱妇女行为区分开来，《刑法》只惩罚以强制方法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对于非强制性的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不能视作犯罪。其次，并非任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都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本条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构成虽然未规定“情节严重”之要件，但不能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亦视作为犯罪。2、利用妇女无法抗拒的状态进行猥亵行为的定性强制猥亵妇女一般都是利用暴力手段使妇女不能抗拒，或者对妇女采取胁迫，即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抗拒的手段来实施的。那么，利用妇女患重病、醉酒、熟睡、昏迷等状态而实施的猥亵行为，能否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呢?我们认为，这种猥亵妇女行为在本质上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其猥亵手段可视为“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手段”，因此，应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3、如何认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实施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我们认为，证确认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实施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关键是查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特定的关系对妇女进行胁迫。这一点，与在强奸罪认定中区分利用特定关系强奸与双方基于互相利用而通奸的界限是一样的。在强制猥亵罪的认定中，不能把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猥亵妇女的行为都视为强制猥亵。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而容忍行为人对其猥亵的，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4、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的界限以妇女为侮辱对象的行为与侮辱妇女罪很相似，两者都可以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区别在于：(1)对象情况不同。侮辱妇女罪，一般是以不特定的妇女为对象;而侮辱罪中侮辱妇女的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的;(2)目的动机不同，侮辱妇女罪对妇女进行的侮辱行为，一般是出于闹事取乐，寻求精神刺激;而侮辱罪中对妇女进行的侮辱，一般是出于个人恩怨、嫉妒或报复，目的是贬损特定妇女的人格和名誉。
1、本罪与一般猥亵、侮辱妇女行为的界限首先，要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与非强制性猥亵、侮辱妇女行为区分开来，《刑法》只惩罚以强制方法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对于非强制性的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不能视作犯罪。其次，并非任何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都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本条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构成虽然未规定“情节严重”之要件，但不能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亦视作为犯罪。2、利用妇女无法抗拒的状态进行猥亵行为的定性强制猥亵妇女一般都是利用暴力手段使妇女不能抗拒，或者对妇女采取胁迫，即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抗拒的手段来实施的。那么，利用妇女患重病、醉酒、熟睡、昏迷等状态而实施的猥亵行为，能否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呢?我们认为，这种猥亵妇女行为在本质上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其猥亵手段可视为“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手段”，因此，应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3、如何认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实施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我们认为，证确认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实施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关键是查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特定的关系对妇女进行胁迫。这一点，与在强奸罪认定中区分利用特定关系强奸与双方基于互相利用而通奸的界限是一样的。在强制猥亵罪的认定中，不能把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猥亵妇女的行为都视为强制猥亵。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而容忍行为人对其猥亵的，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4、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的界限以妇女为侮辱对象的行为与侮辱妇女罪很相似，两者都可以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区别在于：(1)对象情况不同。侮辱妇女罪，一般是以不特定的妇女为对象;而侮辱罪中侮辱妇女的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的;(2)目的动机不同，侮辱妇女罪对妇女进行的侮辱行为，一般是出于闹事取乐，寻求精神刺激;而侮辱罪中对妇女进行的侮辱，一般是出于个人恩怨、嫉妒或报复，目的是贬损特定妇女的人格和名誉。
猥亵儿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性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方法对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一般表现为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手淫、鸡奸等行为手段。上述手段中除手淫、鸡奸外，对于前四种行为判断行为人主观动机尤为重要，如蔡某猥亵案中，其在搂抱女学生时，主观上表现为耍酒疯，很难认定其主观上就是为寻求性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况且其也只是对被害人隔着衣服进行搂抱，情节较为轻微，故此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改由其他处罚。行为人如出于玩笑或者其他善良动机而实施抚摸、搂抱、亲吻等较为普遍的行为，其本身不具违法性而无法律介入之必要。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有些猥亵儿童行为通过治安处罚即可达到惩戒效果。这就表明并非一切猥亵儿童的行为都要受到刑事处罚，这是制定刑事处罚标准的前提;其次从中国刑法对猥亵儿童行为的处罚规定(虽然还不够完善)来看无疑是强调从重打击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标准时要从严把握，不宜将纳入治安处罚的猥亵儿童行为范围放得过宽;再次从实际情况看，猥亵儿童行为多发生在思想意识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社会基层，猥亵儿童的行为往往不仅给被害儿童造成了身心伤害，同时也对被害儿童的近亲属带来较大痛苦，因此在对猥亵儿童行为进行处理时，也要将此现实状况一并考虑。 由此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建议凡具有以下猥亵儿童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一年内猥亵儿童两次以上或一次猥亵儿童两名以上的;(二)采取暴力、胁迫或以之相威胁等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三)猥亵儿童致使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损伤的;(四)猥亵儿童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如严重损害儿童心理健康，造成被害儿童近亲属精神错乱或自杀的等等。
猥亵儿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性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方法对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一般表现为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手淫、鸡奸等行为手段。上述手段中除手淫、鸡奸外，对于前四种行为判断行为人主观动机尤为重要，如蔡某猥亵案中，其在搂抱女学生时，主观上表现为耍酒疯，很难认定其主观上就是为寻求性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况且其也只是对被害人隔着衣服进行搂抱，情节较为轻微，故此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改由其他处罚。行为人如出于玩笑或者其他善良动机而实施抚摸、搂抱、亲吻等较为普遍的行为，其本身不具违法性而无法律介入之必要。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有些猥亵儿童行为通过治安处罚即可达到惩戒效果。这就表明并非一切猥亵儿童的行为都要受到刑事处罚，这是制定刑事处罚标准的前提;其次从中国刑法对猥亵儿童行为的处罚规定(虽然还不够完善)来看无疑是强调从重打击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标准时要从严把握，不宜将纳入治安处罚的猥亵儿童行为范围放得过宽;再次从实际情况看，猥亵儿童行为多发生在思想意识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社会基层，猥亵儿童的行为往往不仅给被害儿童造成了身心伤害，同时也对被害儿童的近亲属带来较大痛苦，因此在对猥亵儿童行为进行处理时，也要将此现实状况一并考虑。 由此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建议凡具有以下猥亵儿童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一年内猥亵儿童两次以上或一次猥亵儿童两名以上的;(二)采取暴力、胁迫或以之相威胁等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三)猥亵儿童致使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损伤的;(四)猥亵儿童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如严重损害儿童心理健康，造成被害儿童近亲属精神错乱或自杀的等等。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1、划清一般非法拘禁行为与非法拘禁犯罪。非法拘禁行为，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危害大小、动机为私为公、拘禁时间长短等因素，综合分析，来确定非法拘禁行为的性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司法实践中，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为犯罪处理：(1)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无辜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的；(2)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3)多次大量非法拘禁他人，或非法拘禁多人，或非法拘禁时间较长的;(4)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精神失常或自杀的；(5)非法拘禁，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2、划清违法拘捕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违法拘留、逮捕是违反拘留、逮捕法规的行为，一般是司法人员在依照法定职权和条件的情况决定、批准、执行拘捕时，违反法律规定约有关程序、手续和时限，并不具有非法拘禁的动机和目的。如：一般的超时限报捕、批捕;未及时办理、出示拘留、逮捕证;未依法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或单位;未先办理延期手续而超期羁押人犯的等，都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因各种客观因素造成错拘、错捕的，也不构成犯罪。(二)本罪与刑讯逼供罪的界限两者都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实践中往往互相牵连，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1、主体要件不同。前者是一般主体，后者只能是国家工作人;2、犯罪对象不同。前者是一般公民，后者只能是被控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3、犯罪行为表现和目的不同。前者是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后者是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如果两罪一起发生，互有关联的，一般应按牵连犯罪从一重罪处理。非国家工作人员有类似“刑讯逼供”等关押行为的，不定刑讯逼供罪，可以非法拘禁罪论处。(三)本罪的一罪与数罪1、非法拘禁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及暴力取证罪的牵连、竞合非法拘禁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牵连，通常表现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暴力加害，或者行为人用非法拘禁方法故意使被害人因冻饿等原因而死亡、受伤等。对于在非法拘禁中对被害人加害的情况，应当注意，《刑法》（以下简称本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2款明确规定，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因此，一方面对于这种情况只应按一重罪即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要注意其适用的条件：必须是在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且“致人伤残、死亡”。这里的“伤残”不包括轻伤，而是指重伤，但不限于肢体残废的情形，而是包括各种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情形在内。至于上述后一种情况，即行为人目的即在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被害人，只不过其方法采用了非法拘禁而已，自然应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定罪处罚，即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非法拘禁罪与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形成牵连犯形态或想象竞合犯形态的情况，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非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拘禁，在此过程中又进行刑讯逼供或暴力逼取证言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形，应按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当然，如果行为人在拘禁他人进行刑讯逼供、暴力逼取证言过程中致人伤残、死亡的，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2、非法拘禁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竞合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除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不需要“暴力、威胁方法”外，暴力、威胁方法是其他妨害公务行为构成犯罪必备的行为方法条件。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一般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特定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例如殴打、捆绑等。司法实践中，往往有以捆绑等非法拘禁的方法妨害公务的案件发生。这实际上是一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对此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但是，本法对非法拘禁罪和妨害公务罪基本构成的法定刑设置基本相同，这就涉及到究竟应以哪个罪名对行为人定罪处罚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行为的整体性质和本质特征。当然，如果在非法拘禁妨害公务中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应当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因为本条对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了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不过，如是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则对行为人应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不再以非法拘禁或妨害公务罪定性)。3、非法拘禁罪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竞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竞合问题，在表现上也大致相同于妨害公务罪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在我国刑法上规定为“告诉的才处理”，而非法拘禁罪却无此规定，这样，当两个罪名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竞合关系时，应分不同情况予以分析：(1)如果以非法拘禁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且被害人未向司法机关告发的，不宜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由于本法规定了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在处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想象竞合时，如果当事人未告诉，就不宜按通常的处理原则适用非法拘禁罪;如果当事人已告诉，则应按想象竞合犯处理，以非法拘禁罪论处。(2)如果以非法拘禁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本法第257条规矩，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的，不在“告诉的才处理”之列。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处理。不过本条规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法第257条规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二者相比较，前者为重，因此应适用非法拘禁罪的条款。但是，考虑到前者重得多，而且考虑到本法第257条的立法精神，在适用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时，可适当取其轻者。(3)以非法拘禁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致人重伤的，应视当事人是否告诉而分别处理：第一，当事人向司法机关告诉的，应按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以非法拘禁罪的基本构成的法定刑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能以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法定刑处理。这时因为本法第257条虽未指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处理，但从该条第2款的规定看，只把“致使被害人死亡”这一情节作为加重构成，所以根据其立法原意，致人重伤的，也包括在本法第257条第1款即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基本构成中，属于“告诉的才处理”的范畴，第二，如果当事人未告诉的，就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1、划清一般非法拘禁行为与非法拘禁犯罪。非法拘禁行为，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危害大小、动机为私为公、拘禁时间长短等因素，综合分析，来确定非法拘禁行为的性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司法实践中，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为犯罪处理：(1)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无辜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的；(2)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3)多次大量非法拘禁他人，或非法拘禁多人，或非法拘禁时间较长的;(4)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精神失常或自杀的；(5)非法拘禁，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2、划清违法拘捕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违法拘留、逮捕是违反拘留、逮捕法规的行为，一般是司法人员在依照法定职权和条件的情况决定、批准、执行拘捕时，违反法律规定约有关程序、手续和时限，并不具有非法拘禁的动机和目的。如：一般的超时限报捕、批捕;未及时办理、出示拘留、逮捕证;未依法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或单位;未先办理延期手续而超期羁押人犯的等，都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因各种客观因素造成错拘、错捕的，也不构成犯罪。(二)本罪与刑讯逼供罪的界限两者都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实践中往往互相牵连，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1、主体要件不同。前者是一般主体，后者只能是国家工作人;2、犯罪对象不同。前者是一般公民，后者只能是被控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3、犯罪行为表现和目的不同。前者是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后者是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如果两罪一起发生，互有关联的，一般应按牵连犯罪从一重罪处理。非国家工作人员有类似“刑讯逼供”等关押行为的，不定刑讯逼供罪，可以非法拘禁罪论处。(三)本罪的一罪与数罪1、非法拘禁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及暴力取证罪的牵连、竞合非法拘禁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牵连，通常表现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暴力加害，或者行为人用非法拘禁方法故意使被害人因冻饿等原因而死亡、受伤等。对于在非法拘禁中对被害人加害的情况，应当注意，《刑法》（以下简称本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2款明确规定，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因此，一方面对于这种情况只应按一重罪即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要注意其适用的条件：必须是在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且“致人伤残、死亡”。这里的“伤残”不包括轻伤，而是指重伤，但不限于肢体残废的情形，而是包括各种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情形在内。至于上述后一种情况，即行为人目的即在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被害人，只不过其方法采用了非法拘禁而已，自然应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定罪处罚，即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非法拘禁罪与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形成牵连犯形态或想象竞合犯形态的情况，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非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拘禁，在此过程中又进行刑讯逼供或暴力逼取证言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形，应按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当然，如果行为人在拘禁他人进行刑讯逼供、暴力逼取证言过程中致人伤残、死亡的，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2、非法拘禁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竞合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除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不需要“暴力、威胁方法”外，暴力、威胁方法是其他妨害公务行为构成犯罪必备的行为方法条件。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一般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特定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例如殴打、捆绑等。司法实践中，往往有以捆绑等非法拘禁的方法妨害公务的案件发生。这实际上是一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对此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但是，本法对非法拘禁罪和妨害公务罪基本构成的法定刑设置基本相同，这就涉及到究竟应以哪个罪名对行为人定罪处罚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行为的整体性质和本质特征。当然，如果在非法拘禁妨害公务中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应当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因为本条对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了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不过，如是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则对行为人应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不再以非法拘禁或妨害公务罪定性)。3、非法拘禁罪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竞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竞合问题，在表现上也大致相同于妨害公务罪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在我国刑法上规定为“告诉的才处理”，而非法拘禁罪却无此规定，这样，当两个罪名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竞合关系时，应分不同情况予以分析：(1)如果以非法拘禁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且被害人未向司法机关告发的，不宜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由于本法规定了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在处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想象竞合时，如果当事人未告诉，就不宜按通常的处理原则适用非法拘禁罪;如果当事人已告诉，则应按想象竞合犯处理，以非法拘禁罪论处。(2)如果以非法拘禁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本法第257条规矩，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的，不在“告诉的才处理”之列。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处理。不过本条规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法第257条规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二者相比较，前者为重，因此应适用非法拘禁罪的条款。但是，考虑到前者重得多，而且考虑到本法第257条的立法精神，在适用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时，可适当取其轻者。(3)以非法拘禁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致人重伤的，应视当事人是否告诉而分别处理：第一，当事人向司法机关告诉的，应按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以非法拘禁罪的基本构成的法定刑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能以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法定刑处理。这时因为本法第257条虽未指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处理，但从该条第2款的规定看，只把“致使被害人死亡”这一情节作为加重构成，所以根据其立法原意，致人重伤的，也包括在本法第257条第1款即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基本构成中，属于“告诉的才处理”的范畴，第二，如果当事人未告诉的，就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一)本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绑架罪均有绑架的行为，在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区别之关键在于犯罪目的不同，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出卖为目的，而绑架罪以勒索财物、以他人作人质等为目的。 (二)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以威胁方法实施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常易混淆，二者的区别是： 1、犯罪侵害的对象不同。敲诈勒索罪实施威胁的对象和取得财物的对象是同一个。而绑架罪实施威胁绑架的对象和取得财物的对象是分别不同的人。 2、客观要件表现不同。敲诈勒索罪威胁的内容如系暴力，行人声称是将来实施，而绑架暴力内容的威胁，则是当时、当场己经实施的。 3、敲诈勒索罪行为人并不掳走被害人予以隐藏控制，而绑架罪则要将被害人掳走加以隐藏、控制。另外，如果行为人以并不存在的绑架行为欺骗威吓某人不是当场交付财物的，既不应以敲诈勒索定罪，也不能以绑架定罪，而应以诈骗罪论处。如欺骗威吓某人当场交出财物，而威吓的内容是以暴力侵害人身为内容的，则应以抢劫罪论处，如威吓的内容是以揭露隐私等，则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一)本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绑架罪均有绑架的行为，在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区别之关键在于犯罪目的不同，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出卖为目的，而绑架罪以勒索财物、以他人作人质等为目的。 (二)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以威胁方法实施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常易混淆，二者的区别是： 1、犯罪侵害的对象不同。敲诈勒索罪实施威胁的对象和取得财物的对象是同一个。而绑架罪实施威胁绑架的对象和取得财物的对象是分别不同的人。 2、客观要件表现不同。敲诈勒索罪威胁的内容如系暴力，行人声称是将来实施，而绑架暴力内容的威胁，则是当时、当场己经实施的。 3、敲诈勒索罪行为人并不掳走被害人予以隐藏控制，而绑架罪则要将被害人掳走加以隐藏、控制。另外，如果行为人以并不存在的绑架行为欺骗威吓某人不是当场交付财物的，既不应以敲诈勒索定罪，也不能以绑架定罪，而应以诈骗罪论处。如欺骗威吓某人当场交出财物，而威吓的内容是以暴力侵害人身为内容的，则应以抢劫罪论处，如威吓的内容是以揭露隐私等，则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